普罗沃德瞄准里奥斯-查维斯胜者

信手拈来如权利下放（devolution）、不均衡联邦（asymmetric federation）、自治条例（statute of autonomy）等都属此类。

有了市委的支持和法庭外的举措，法院可以在法庭内做得更多。在一般的实践中，非法建筑物是几乎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然而镇政府却因为两个原因输掉了这场官司：其一，该组织尽管被镇政府授权，但依照法律，镇政府并不是一个可以授权执行拆迁的适当组织，因此这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

[4]根据T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内部文件，它们的目标是帮助行政机关从根源上预防和减少行政纠纷。很多案件，如果它们受理，那就属于行政案件。与一份针对行政机关的看似公正的司法判决不同，司法建议要友善得多，因此也更少遇到抵制。[5]转引自顾建兵、殷勤：《T市优化行政执法环境，法院126份司法建议得到积极回应》，载《×省法制报》，2010年7月28日。发送司法建议的方式也同样重要。

没有强制性规定要求那些被建议的部门给出回应。[10]中国行政法规的发展，往往取决于中国改革不同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各种对地方官员行为约束机制的有效性。第三，行政机关具有决定余地。

前注[36]，李建良、李惠宗书，第110页。[28]不过，它只注重民众的反应，而不考虑国家行政机关对法律的执行。[23]裁量基准的制定过程就是一种集体行动，应该把裁量基准制定的决策过程交给民主的、开放的、中立的、正当的沟通程序来运作，决策过程必须采取正当程序。衡量瑕疵是指行政裁量遗漏考虑应该加以斟酌的观点，[37]或对于应该加以斟酌的要素未作合乎授权意旨的适当考量。

[36]滥用裁量权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裁量滥用意指行政机关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裁量权时并不合乎法律授权裁量之目的。【注释】[1]H. W. R. Wade C. F. Frosyth,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thed, 2004, p35; Paul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3nd edition, Sweet Maxwell, 1994, p35.[2]Kenneth Culp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p56.[3]有关裁量治理转型的论述，参见周佑勇：《行政裁量治理研究——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2页。

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根据相关法规，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的，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除了责令限期改正外，还要按该违法建设项目整体工程造价的5%-15%罚款。（一）位于裁量基准制定者领域的因素裁量基准的效力首先取决于裁量基准的技术性，工具性的前提：即裁量基准应该以令人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以合适的方式予以公布。同时，对于因此得出裁量基准仅仅具有内部效力的结论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在行政法学通说采取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具有本质上区别的前提下，[32]法院原则上必须尊重行政机关就行政法律法规效果部分的决定裁量或选择裁量，仅在其具有裁量瑕疵时才能进行司法审查。在一般情况下，法院应当出于对专门行政知识、长久行政惯例和政策的尊重，或者出于对保障私人平等权利等法律原则的考虑，认可裁量基准作为裁判依据的效力。[5]本案中，一、二审判决的结果决然不同，显然其争议的焦点是如何对待《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罚款处罚标准暂行规定》这一裁量基准的效力问题。[12]关于裁量基准的效力依据，前文已经做了一定程度的阐释，在此再做详细论述。

所以，如果行政机关要颁布有效的裁量基准，他必须进行下列工作：即充分估计准备接受某一团体的支持，并设计惩罚措施，该措施应该足够突破抵制力量的反抗。换言之，相对人此时所主张的，并不是行政机关对其个案的处理违反裁量基准，而是行政机关因为没有维持依循法律或行政法规所做成的行政实例，从而违反了平等原则。

例如，法律要求行政机关在做成决定时，需要对公益与私益作必要的权衡，但是，行政机关的考量与法律的授权目的不合，则其决定即为裁量滥用。面对案件中的实务做法，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态度。

在某一个案中做出行政行为后，法律要求在往后的相同事实中应该做出相同的行为，这不仅是行政自我拘束之效果，也是法律规范所产生的当然的拘束效果。李震山：《行政法导论》，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77-78页。[1]通过必要的裁量不仅可以保持行政的能动性，而且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个案正义。[29]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可以适用的要素模式--该模式不仅可以决定裁量基准的效力，而且还决定其有效的相对强度和相互渗透性--由于裁量基准的形式多样，其调整的事实对象也形态各异，其实施途径也各不相同，所以基本上很难建立这样的模式。宪法平等原则不能导出重复错误的请求权，仅仅从合法的行政先例上导出其拘束性，因为行政自我拘束是用来补充法律拘束的欠缺或不足，这只有在不违反法律拘束的情形才能发生。[27]影响最广的是理性--功利理论。

[10]http//www.Legaldaily.com.cn/0705/2007-11/14/content/739472.htm.[11]参见程明修：《行政法之行为与法律关系理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44页。同时可以进一步追问，人民可否根据裁量基准主张他具有向国家要求给付之请求权，以及针对行政的决定向法院主张其违反裁量基准而属于违法应予撤销。

相对于裁量逾越与裁量怠惰，裁量基准是否构成滥用裁量权，就不太容易从裁量基准的规范内容中直接判断，在滥用裁量权的四种类型中，违反宪法与一般法律原则所构成的裁量瑕疵固然重要，[42]然而，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是否符合法律授予裁量权限的意旨，应该是司法审查裁量行为是否合法的中心议题，不论在具体的裁量行为还是在裁量基准中都是一样。因此，对裁量权的限定，并不能将期望寄予法律的颁布，而在于比法律更为广泛的行政规则的制定。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沟通程序是最好的桥梁。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35]大体上，裁量瑕疵包括两大类型。前注③，周佑勇书，第9-22页。[18]如果我们依据内部法与外部法的二元区分模式，裁量基准就属于既不是根据法律授权而制定的一般抽象规范，也不具备外部法规范的特点，因此至多仅是一种内部法规范。[32]参见翁岳生：《论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之关系》，载《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台湾祥新印刷有限公司1990年版。

基于他们的能力和职业教育，这些人员可以比外行更好地运用晦涩的法规进行工作。从民主视角看，程序是指主体作出公众决策的参与性和透明性，尤其是指公共决策作出的对话和沟通的动态机制。

文山县交警大队对此不服提出上诉，并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对超速行驶不满50%的上限处罚为200元罚款，而近年来，文山县所发的交通事故，主要原因就是超速行驶，鉴于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文山县交警一直对超速行驶实施该上限处罚。谁不信任国家的上述权能或不同意国家的规范权能，就很容易针对国家的规范提出自己的规则或回避国家的规则。

如果一条规定不符合某一团体或者阶层的价值观，没有满足其愿望，虽然可以预料该团体会接受该规定。一种观点认为裁量标准只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而并无法律拘束力，认为裁量标准是行政执法机关对其所执行的行政法律规范的具体化，对该行政执法机关有拘束力的是该行政法律规范本身。

行政机关未遵守裁量的法律拘束，其裁量违法。[36]参见李建良、李惠宗：《行政法入门》，元照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页。[38]如果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资料错误不真实，或行政机关没有依据合法的行政程序对当事人有利及不利的情形一并注意时，都属于衡量瑕疵。法院也只是受法律的约束而不受到裁量基准的拘束，并且法源仅能根据相关的法律而不能依据裁量基准做成裁判。

例如在德国环境法领域，由环保标准审议委员会所个别发布的标准授予规定，包含个别产品是否符合环境的审查标准，并将其作为技术规范中的实体决定标准。特别是在中国行政过程的情境中，行政裁量广泛存在，无孔不入，其行使过程又缺乏有效的原则约束和程序导引，因此，引入规则的细化、量化等裁量技术以控制行政裁量，对于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而言，的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对于法律制度建设者而言，裁量基准制度自然也具有了很强的吸引力。行政形成自我拘束时应该具备以下几个要件：第一，必须有行政先例存在。

[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裁量基准具有法律拘束力，认为不论裁量基准以什么形式出现，从其实践效力来看，基准一旦制定颁布，便成为执法人员执法的重要依据，具有规范效力和适用效力。行政法学者从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出发，论证裁量基准制度对控制行政裁量权滥用的重要功能。